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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的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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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周业安,安徽绩溪人,先后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专业,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公司金融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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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新进展》译者前言  

2010-01-31 08:21:44|  分类: 思想碰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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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新古典经济学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时,常常缺乏解释力,但经济学家很长时间以来又找不到恰当的理论工具来弥补这些不足。经济现象中频繁出现的异常只不过说明流行的理论的苍白无力,而正是这些难以解释的异常给了经济学家深入探索的动力。早期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仅仅发现了新古典范式的部分问题,并没有真正去讨论该范式赖以生存的公理化假设究竟存在何种局限。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当中少数具有远见的学者之一,他敏锐地感觉到新古典范式的关键不足,所以把自己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牢牢扎根在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之上,但这个概念究竟包含了何种意义,对TCE来说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或者很重视。如同科斯的境遇,西蒙的有限理性观在经济学界也长期处于引而不用的状态。

不过,一些来自经济学外部的学者开始质疑经济学的一些公理性假定的合理性,这种来自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冲击最终可能改变经济学本身!学术研究是相互渗透的,经济学也不例外。当新古典经济学沾沾自喜的时候,其实那些不受其教条束缚的其它学科的学者已经开始怀疑所谓的公理,并开始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检验和探求这些公理的合理性,这个探求的过程就是阐述这些公理和现实相符的过程。其它学科的学者的研究也最终引起了经济学内部学者的关注,当经济学家愿意和其它学科的学者连起手来,那么经济学的内部变革就不可避免。所有这些变革都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继新制度经济学之后,一个真正撼动新古典经济学地位的新流派诞生了,那就是行为经济学。

现对行为经济学所做的工作,看似一个崭新的领域,但其本质上不过是复活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已经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抛弃的营养成分,并使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巨大的活力。罗温斯特恩、凯莫勒等行为经济学家在最近的综述文章中明确指出,行为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内在的某种割不断的联系。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早已论述了行为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作用,比如损失厌恶、过度自信、利他主义等等。而其他学者,诸如埃奇沃斯等人也有各自的相关论述。只不过后来的新古典革命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心理学传统给丢弃了,从而使得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和决策的分析建立在纯机械论的基础之上。在新古典经济学眼中,人已经成了机器,没有任何感情、利他、直觉等因素。实际上也就不能称其为现实的人了。

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并最终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异常艰辛的历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启蒙阶段。这个阶段大致处于20世纪上半叶,或者早期。这个阶段的一些学者由于不满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试图借助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来理解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行为,从而更有效地理解复杂的经济现象。这些学者在当时看来多半带有叛逆的色彩。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老制度经济学家米切尔、凡勃伦、康芒斯等人,以及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尽管很多人把老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称为没有理论的历史,但他们却是当时少数意识到心理学理论对经济学具有变革意义的经济学家。比如米切尔把制度看作心理实体;凡勃伦强调习惯和性格上的遗传特征的作用;康芒斯更是专节分析谈判心理学。

而对凯恩斯来说,就更重视心理学因素了。他所提出的著名的“选美理论”直到现在还为人所津津乐道。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关注人的心理活动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比如动物精神、消费和储蓄动机等。难怪阿克洛夫在诺奖致词中,对凯恩斯推崇备至。他讲到,“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凯恩斯的《通论》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最大。几乎在《通论》的所有章节中,凯恩斯用心理倾向(例如消费)和非理性(例如股票市场投机)批评市场失灵”。(阿克洛夫,2002,中译本第108页)“凯恩斯的《通论》是研究资产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的鼻祖。” (阿克洛夫,2002,中译本第103页)从阿克洛夫的表述中,凯恩斯几乎成了现代宏观行为经济学的鼻祖。

第二阶段:心理学的变革及其对管理学的影响,并最终波及经济学。该阶段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首先是在心理学中,认知心理学最终得以发展起来,并颠覆了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也就相当于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赖以生存的心理基础。由于认知心理学把大脑这个黑箱打开了,人们的大脑不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而是复杂的信息处理器。在这种大脑活动模式下,人们即使试图追求最优化结果,也很难做到,或者计算出来。西蒙把这种理论应用到管理决策当中,明确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该假说很明显和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是对立的。西蒙自身就是一个认知心理学家,同时又非常热衷于管理学的研究,其一系列成果的核心就在于,给现实的决策提供了一个更可靠或者更科学的心理学基础,这就意味着如果要理解人们的决策行为,必须面对有限理性难题。如果西蒙是正确的,那么新古典范式就退化为一个精美的参照物,而不再成为解释现实世界的标准理论。大概是出于对西蒙的思想的这种直觉认识,诺贝尔经济学奖居然落在了西蒙的头上。这是否意味着,在当年的评奖过程中,评审们就已经预见到经济学的一场变革风暴的来临?

第三阶段:老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较为活跃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努力地系统地通过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比如微观个体决策和经济组织行为、宏观经济波动等,并且使得经济心理学这门经济学的边缘门类得以成型,为日后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按照罗温斯特恩等人的看法,老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四个:斯托维斯基(Scitovsky)、西蒙(Simon)、卡托纳(Katona)和莱宾斯坦(Leibenstein)。其中斯托维斯基和西蒙主要涉足微观决策领域;而西蒙和莱宾斯坦主要研究了组织决策和组织行为;卡托纳则讨论了宏观经济的行为基础。而伊尔则把老行为经济学的来源划分为四个地方:卡内基梅隆大学(代表人物是西蒙)和密西根大学(代表人物是卡托纳);英国的牛津大学和斯特林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不过,由于这段时期学者们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公理化的理论逻辑体系,在经验实证方面也缺乏相应的方法和工具,所以对经济学的影响还不大。比如前面提及的,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也基本处于引而不用的阶段。

第四阶段: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发表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研究成果,通过吸收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以效用函数的构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备择效用函数——基于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和概率权重函数,这些函数的提出就使得构建新的替代新古典模型的模型有了可能。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开创性研究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这些研究不仅迫使新古典经济学家做出大量的回应,同时更使得他们的理论得以不断充实,最终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形成了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的稳定的理论内核和构建以及研究阵营,并对经济学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激发了其他行为经济学家把相关研究领场拓展到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行为经济学”流派。

由于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贡献,卡尼曼2002年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特维斯基不是在此之前已经去世,他一定能够和卡尼曼一起分享这份荣誉。而且在后来的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中,1994年诺奖得主泽尔腾教授、2001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教授、2002年诺奖得主史密斯教授等都相继投入到该领域中,特别是阿克洛夫教授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成就时特意强调其理论贡献主要在行为宏观经济学领域,而不是信息不对称方面。

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再造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可,号称诺奖风向标的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在1999授予Andrei Shleifer,他因为在新比较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得到此奖励,但大多数人仅仅记得第一项贡献;在2001又授予Matthew Rabin,他因为在风险决策和跨期决策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得到此奖。

现代行为经济学对当代经济学的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出现了行为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行为博弈论、行为宏观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相对成熟的行为经济学分支,而且还扩张到其它传统领域,形成或者正在形成行为劳动经济学、行为福利经济学、行为财政学、行为法律和经济学、行为组织经济学、制度和行为经济学、行为公共经济学、行为公司金融学等,此外还有一个新兴学科就是神经元经济学,由2002年诺奖得主Vernon Smith等人倡导,旨在探求决策的物质基础。(我们认为,神经元经济学是行为经济学继引入心理学之后所做的对拓展传统理论的进一步尝试,它所用到的方法来自于神经科学,是行为经济学的科学化发展,因而它是否能算作一个新兴学科,似乎还有赖于时间的检验。)

可以说,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成功,在于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改良和包容,而不是彻底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经济学称得上是新古典理论的前沿发展。在现代行为经济学看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析基准,作为一些特定情形的表述,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简洁能够确保一些基本因素的逻辑关系更为清晰,也更有利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构造。现代行为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符合心理事实的内容,使原先的公理化假定趋向科学和合理,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原先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且也为今后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并且使得对大量存在的异质性经济行为的研究成为可能。这就是现代行为经济学得以昌盛的秘诀。

现代行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成果收录在三本论文集中,它们分别是卡尼曼等人(Kahneman,,SlovicTversky1982)编的 《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卡尼曼和特维斯基(KahnemanTversky2000)编的《选择,价值和框架》;以及本书。这三本论文集代表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在基本理论上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为三本最重要的文集之一,本书不仅收录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在个体决策、策略行动以及社会偏好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研究文献;而且还收录了有关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应用方面的代表性文献;文集的最后还收录了两篇有可能预示未来理论拓展方向的文献。文集中所有文献都极具份量,部分文献的引用率很高。大多数文献都发表在经济学最重要的专业刊物上。并且论文的作者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部分作者堪称大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集的第一篇作为导论,详细综述和评价了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理论脉络和研究特色,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者来说,阅读此文是非常好的研究起点。

毫无疑问,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目前在各个领域都非常繁荣,本书中所选的文献不过是其中的极小的部分,但又是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对于这样一本由经典文献组成的文集,无疑是研究者的良师益友,也就理所当然是研究者案头必备之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致力于翻译出版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著作,这次把本书的翻译任务委托给我们,既是我们的荣幸,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论文的翻译要比著作难得多,我们竭尽所能,终于把现在的译本呈现在读者面前,诚恳希望读者能够给予批评和建议。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部分师生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由王湘红、那艺、贺京同译,周业安、贺京同校;第二章由曾涛译,周业安校;第三章由贺京同、霍焰译,贺京同校;第四章由曾涛译,周业安校;第五章由章泉译,周业安校;第六章由李新月译,周业安校;第七章由沈丽萍译,宋紫峰校;第八章由宋紫峰译,周业安校;第九章由宋紫峰译,周业安校;第十章由那艺译,贺京同校;第十一章由杨继东译,周业安校;第十二章由万志华译,贺京同校;第十三章由冀嘉蓬译,贺京同校;第十四、十五章由胡育娟译,周业安校;第十六、十七章由胡育娟、宋紫峰译,周业安校;第十八章由陈殊译,江艇校;第十九章由杨继东译,江艇校;第二十章由陈殊译,江艇校;第二十一章由宋紫峰译,江艇校;第二十二章由霍焰、贺京同译,贺京同校;第二十三章由那艺、赵姝译,贺京同校;第二十四章由贺京同、那艺、侯磊译,贺京同校;第二十五章由杨继东、贺京同、薛星译,江艇、贺京同校;第二十六章由杨继东译,江艇校。全书统一由周业安最后统校。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行为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项目号:06BJL0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微观消费行为特征与宏观消费需求管理研究”(项目号:7077305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关于消费行为、消费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研究”(项目号:2007JJD790136)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一般项目《公共品供给机制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支持,故本书亦属于上述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周业安、贺京同、马学亮

200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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