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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的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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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周业安,安徽绩溪人,先后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专业,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公司金融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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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有快乐的经济  

2009-04-12 16:02:12|  分类: 社会经济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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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4月8日读书版。

很多经济学家都沉湎于物质财富增长的兴奋当中,一个貌似简单的逻辑总是那么诱人:经济学能够帮助人们改进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增长,也就是物质财富积累;当有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老百姓就有了美好的生活!最浪漫的境界是,当一个社会物品极大丰富,那么人们就能过上天堂般的日子!物质,物质,……,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对这个主旋律,似乎可以摒弃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议。经济学家的这种物欲追求不过是反映了现实社会当中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当然,人们可能原本就没有这么单一的心态,但被学者和政客教育后就有了这种心态。追求物质以外目标的人被称为“个性”,也就是不能归入常人的人,或者不能归入正常性格的性格。个性张扬永远是年轻人的事,因而也代表着不成熟。反过来说,成熟的标志就是把GDP深深地烙在骨子里,永远无法忘怀。

当然,经济学家其实也是很心虚的。所以无论是哪本教科书,都会讲述GDP的各种缺点。讲完之后,就开始一直讲如何提高GDP的各种方式。似乎那些缺点只能作为偶尔讲述的素材,却不能作为日常生活必须的主食。GDP重要吗?毫无疑问,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GDP是唯一重要的吗?我想同样会得到经济学家的一致否定。但是,如果大家都同意,GDP不是唯一重要的,为什么经济学教科书中总是只有产出(物质财富的标志)的身影,而没有其他东西呢?我们只能说,经济学家在有意识地忽略某些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这些问题无法融入那些简洁美妙的模型;也许是这些问题的分析缺乏科学的工具和方法;也许是这些问题看似重要,但本质上并不重要;也许是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无论处于哪种理由,物质财富之外的东西经常被忽略掉了。既然这些东西不存在,那么按照经济学家的逻辑,假如被忽略的东西的确重要,那么可以假定它们和GDP正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物质财富积累越快越多,那么其社会成员所得到的物质以外的东西也会越多。

单从数据上看似乎是如此。比如UNDP同样也不满意GDP的横行,借助阿马蒂亚·森的思想,搞出了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其中除了人均GDP这个标准的经济学指标外,还纳入了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等非物质财富指标。这就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健康和精神生活(因教育而获得)被考虑进来了。按道理,如果人均GDP水平越高,国家的财富越多,因而对居民来说,可支付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的能力也就越强,获得健康和教育的机会就越大;对政府,有越多的财力可以使用,当然改进医疗和教育基础设施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强,因而也就更能够促进该国社会成员的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如果上述关系成立,那么人均GDP也就足以代表整个人类发展水平。当然现实状况并没有完全按照经济学家的愿望呈现,所以人类发展指数实际上就是一个综合指标,试图用健康和教育等指标来修补GDP的不足。

经济学家的这种努力足以解决GDP所带来的恶果吗?显然没有。在本报早些时候发表的文章中,笔者专门讨论了经济增长的道德问题,并特别强调本杰明·弗里德曼的思想的重要性,尽管他不像老弗里德曼那样如雷贯耳,但其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问题却揭示得淋淋尽致。貌似持续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其实是一种罪恶,它意味着持续增长的物质财富实际上被少数人收获,而多数人在付出之后,只能作为经济繁荣的看客。美国如此,中国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虽说收入均等化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幼稚的口号,但严重的收入不均等同样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难以接受的。即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关心那些努力但得不到足够收入的群体。只有极少数所谓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才会对弱势群体表示漠视。

不过本杰明·弗里德曼对经济增长道德意义的描述仅仅给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还不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推论,那么就会得到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画面:当一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惠及那些弱势群体,那么这些人就只能一直处于贫穷的境地;贫穷的人享受高品质教育的机会少,于是贫穷就可能在代际间传承。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客只能想出一些物质的刺激,比如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以使穷人能够延续生命。然而,贫穷的人会因为一点点的最低收入的施舍而安于现状么?并不仅仅是富人才能够享受艺术,享受美丽的风景。穷人也有精神生活的诉求。一旦这些精神生活因物质的门槛而无法得到满足,那么其中的很多人就可能寻求其他的发泄渠道——街头斗殴、吸毒、或者其他不合法不道德的事。在诸多艺术作品中,贫民窟永远都和暴力、颓废等有关!

难道是穷人天生下贱?也许有少数条件优越的人会这么认为。但对于学者来说,需要寻找普遍不安分行为的来源。西托夫斯基正确地指出:穷人社区的各种不安分现象是来自穷人所得到的错误激励!因为专家政客仅仅认为,穷人的症结在于收入无保障,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救助,给予其最低社会保障,那么穷人就应该知足的生活!换句话说,穷人天生地就不应该有和富人同样或类似的偏好!很显然,事实证明,这些学者和政客都错了。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丰富多彩的偏好,这些偏好不仅仅体现为物欲的追求,还更多地体现为非物质方面,比如自尊、认同、友爱等等。西托夫斯基把这些非物质的欲望称之为“快乐”。如果穷人的偏好也是多样性的,那么仅仅是最低生活保障,根本就不能解决贫穷所产生的诸多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都不承认偏好的多样性,或者即使内心承认,但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假定,即物质的满足能够等价于其他偏好的满足,于是偏好被简化为单一的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一直都普遍不重视偏好多样性及其心理基础。这也是西托夫斯基的著作《无快乐的经济: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976年出版以来,得不到经济学界认同的重要原因。要不是后来因卡尼曼等人的不懈努力,以及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可能这本著作至今还尘封中。西托夫斯基在书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决策的背后有没有心理的因素?他肯定地指出:有!而且是关键的因素!人们做出经济决策,无论是消费决策还是工作决策,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满足某种舒适感,或者获得某种快乐。有快乐的经济才是真正需要追求的经济!

西托夫斯基在书中明确指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国民收入指标是无法度量人类福利的。人类福利来自其内心的感受,而这种心理活动存在多种维度,其中有两个关键维度:一是对舒适的追求;另一个是寻求合适的激励。如前所述,如果穷人没有得到合适的激励,那么即使给予最低生活保障,仍然不能从中获得福利。同样,如果不考虑舒适目标,消费无法获得快乐,那么消费再多的物品也不能增进福利。如果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彻底反思现行的公共政策!当然,西托夫斯基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很多零零碎碎的思想,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提炼欣赏。但他的著作对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以及许多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两个代表性的例子为:一个是现在许多国家开始建立了幸福指数,以此来取代过去的GDP指标,度量人类发展的福利水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快乐的经济,而不仅仅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经济。另一个是行为经济学的繁荣,不仅卡尼曼等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该领域的后起之秀、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拉宾教授(Matthew Rabin)也获得了克拉克奖的殊荣。

西托夫斯基连同他的《无快乐的经济》在他身处的那个年代是孤独的,但现在他可以很快乐,虽然经济还没有快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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