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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的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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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周业安,安徽绩溪人,先后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专业,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公司金融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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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保护型体制有利有弊  

2008-07-17 06:43: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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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以题“市场化红利支撑增长奇迹”,发表在《中国经营报》2008年4月14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既得益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也得益于对市场化红利的持续分享。后者可能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因为市场化不仅增加了要素的流动性,盘活了价格机制,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改进了经济活动参与人的激励,无论居民、企业还是政府官员,都有足够的动力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按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手的指引,不知不觉中也就增进了国民财富。改革开放的实质就在于逐步松绑这只看不见的手,让它翩翩起舞,造物百姓。

不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孕育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即使赞成者本身也有一个逐步认识和适应的过程。如何才能让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有力量?中国的政府官员更替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扶上马,送一程!这句话显示了官员之间的和谐和传承,有利于权利的平稳过渡,从而不会给社会经济带来震荡。实际上,这句官场流行语本身也恰恰反映了渐近式改革的性质。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逐步推上历史舞台,更要在市场逐步发育时,倍加呵护,直到其真正主导整个社会经济系统。

政府和市场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被经济学家所推崇,并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的因素。钱颖一等人由此提出了一个“经济联邦主义”假说,按照这假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经济事务上进行分权,比如实行财政包干制,从而让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资源配置方面的自主权,这就打破了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整齐划一的格局,地方政府现在有了自己的舞台,为了寻求本地的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保护市场的策略,并和其他地方展开竞争,结果客观上起到呵护市场的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这种经济领域的分权改革有助于市场的发育,故而被看作是“市场保护型或者增进型”的改革模式。

中国的这种地方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模式甚至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反对华盛顿共识的学者们认为,在非洲一些地方进行的激进式改革并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相反,界定私人产权、推崇市场等方式导致了这些地方腐败盛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分配方面严重不公平等等。而中国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所有权的模式,有效地克服了私人产权制度的不足。在这些学者看来,基于地方政府的产权安排要比基于居民个体的产权安排有效的多。我相信这些用中国事例反对华盛顿共识的声音一定没有仔细研究或者解读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真实制度变迁。这些学者仅仅通过表象来推断结论,仅仅提炼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而忽视了内在的真实的证据。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恰恰是一个逐步缩小地方政府所有权的过程。在传统体制下,政府拥有几乎全部的资源,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土地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外,关于生产和商业领域的众多资源逐步民营化,这一民营化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直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转制的形式实现,另一方面通过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来完成。特别是早期的乡镇企业,经常被国外学者误解为属地方政府所有权的企业,但熟悉这类企业的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私营企业戴了一定红帽子而已。随着中小私营企业的力量的壮大,市场也开始逐步扩展,劳动和资本的价格优势使得相关企业迅速扩展,并在普通的消费品和工业产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可见,正是不同形式的私营企业的崛起,才促成了中国的增长奇迹。当然,私营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的指引下舒服地运转着,是得益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呵护。市场增进型改革胜过华盛顿共识的说法在这个地方看似找到了证据。但在这里我不仅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愿意呵护市场呢?其激励在何处?对这个问题的解读涉及到这种激励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首先,我们看到,随着政府体制内部的分权化改革,特别是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有了自身的利益,并且这一利益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兼容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上级考核的重心就是经济发展,当地经济的好坏显然和官员升迁关系密切;同时,假如某些官员寻求租金最大化,那么也只有在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够获得更大的租金。所以,无论从政治利益看,还是从经济利益看,官员的目标和当地经济发展都是兼容的。这就是官员愿意竞争和增进市场的主要激励。

其次,我不得不提醒读者,上述解答不过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能够呵护市场,还在于自己能够控制市场。或者说,对政府而言,市场就是孙猴子,无论如何折腾,也翻不出政府这个如来佛的五指山。政府气定神闲地看着市场的扩展,就在于心里有数。这种看得见的手在背后的控制力往往被反华盛顿共识的学者们所忽视或者轻视。政府如何控制市场呢?很简单,控制土地和自然资源,通过控制金融机构来控制资本供给,这两项也就意味着对企业生产要素的价量有了一定的控制力;再加上通过户口、各种收费以及就业指导来限制劳动力流动,政府几乎把握住了企业的成本命脉。企业想要获得高盈利,就必须和政府合作,而不是寻求好的盈利模式。同时,政府还通过国有大型企业来控制各个重要行业,这对其他私营企业的产量和需求对有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增进型改革相当于国家对民间的让利。既然是让利,那么可让,也可不让;可以让得多,也可以让得少。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光看政府对市场呵护的一面,还要看到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对市场扩展的限制。市场增进型改革模式虽然看起来比华盛顿共识的药方来的缓和,但可能会给未来埋下致命的祸根。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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