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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的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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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周业安,安徽绩溪人,先后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专业,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公司金融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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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北京的几个民间学术群体(二)  

2007-08-07 20:32:57|  分类: 追忆似水年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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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的核心当然是茅老,当时茅老身体还很健康,到很多地方做讲座都是骑自行车,从三里河到人大这些地方还是挺远的,但他不打车。茅老是那种典型的书香门第的公子,举止文雅,虚怀若谷,淡泊名利,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迟到的,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他鄙视、轻视或者攻击别人。这是一种从小就养成的品质,也就是个人修养。先天不足的人需要后天不断努力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和读书多少没有关系。现在有很多学者硬件顶呱呱,就是缺乏个人修养,老是目空一切,把自己扮演成救世主。

我想正是因为,茅老的这种品质吧,才能够把当时经济学界最杰出的中青年才俊团结在周围,缔造了当时天则群星璀璨的胜景。

天则当时另一个极具号召力的人物就是樊纲。樊纲的组织能力和学术功底是大家所公认的。他和张曙光他们合写的那本公有制经济理论大纲在我看来是当时国内宏观经济学的最高水准了,直到今天去读读还是有启发。当然,他自己写的那本三大理论的综合就不足明显了,这也不能怪他,因为这是标准的西方经济学专业著作的特色,就是评介西方理论,再加上自己的一点想法,也就是思想史的通俗解读。西方经济学专业按照过去的理解,就是经济思想史研究,或者流派研究。樊纲很帅,这是当时学生们公认的。希望樊纲老师不要怪罪我。当时的确有如下民间传说:只要是樊纲的讲座,男生是很难坐到前排的,因为前面早就坐满和站满了女生。^_^。

天则的其他人也是在各自领域中非常活跃的,张宇燕对制度和经济史的研究;张曙光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盛洪对产权理论的研究;唐寿宁对宪政经济学和布坎南思想的研究等,都代表了当时各自领域的最高水平。我想这么说并不过份。因为当时大学和社科院大多从事经济政策和改革经验的研究,对理论的探讨非常少。当然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研究理论,但当时大学的经济学训练程度还是非常低的,最多也就个中级水平,而且还是在极少数大学。计量就更缺乏训练了。

当时天则的讲座非常热闹、平等、自由。讨论的水准也非常高。因为那个时候国内风化正茂的中青年才俊对知识极具渴望,而刚刚回国的才俊又急于传播国外的前沿理论和方法,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互相促进,虚心学习。对当时经济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时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也都是经常去的。后来丁丁回来了,也迅速成为话题的主角。我想丁丁肯定记得。我此言不虚。

我们学生辈有幸赶上好时候,能够在旁边学到非常多的新鲜知识。

在当时海外回来的学者中,我要着重提及维迎老师。现在人们对他有很多说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个人觉得,维迎老师对国内经济学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当时在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我还没有听说有谁能够开设完整的高级微观课程。当然,这不包括在人大办的福特班和社科院搞的讲座,因为这些场合请了国外的教授,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听。事实上,我们当时的几批博士生,如果修过高级微观的,肯定是旁听了维迎老师的课。那时马捷是他的助教,我们称他为马老师,他还非常腼腆。后来维迎老师又开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正是这两门课,奠定了我们很多学生的研究基础。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自从维迎老师开了课,当时很多博士生的论文就开始会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初步工具分析问题了,在此之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之所以没有提高级宏观,是因为陈平老师讲着讲着就跑到他的混沌和分岔上去了,实在听不懂。也就没有听。所以当时的学生多半是微观好,宏观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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