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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的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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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周业安,安徽绩溪人,先后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专业,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公司金融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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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的意图和贡献  

2007-03-09 17:44:03|  分类: 思想碰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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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出版以来,我相信其影响在国内应该更大些。去年管益平和董志强两位博士就开始在其博客上写了一个简单介绍,并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做了充分的肯定,并在博客上有过讨论。叶航教授也很早就关注到这本著作,并曾推荐翻译出版。我比较幸运,正好督促人大出版社抢先买到版权,尽管我不清楚这是否会降低中译本的价值,因为叶航如果来做一个译本,可能会更好。但无论如何,在大家的努力和关注下,这个译本终于出版。所以,当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是感慨万分。虽说以前做过很多译著,但都没有这本书来得令人激动,让人总是觉得有很多后续的话题。

本来要继续探讨该书中的制度思想,正好前段时间韦森写了一篇长文,对经济学的性质和科学化等问题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给出了一个综述性的讨论,并且也引发了多位朋友的参与。对鲍尔斯的这本书的评价正好也涉及这个问题。刚刚在cenet上看到李华芳的文章“经济学的新综合”(http://www.cenet.org.cn/cn/ReadNews.asp?NewsID=26684),是一个书评。李华芳是非常乐观的,认为鲍尔斯的著作将是继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之后的最有洞见的经济学著作,这个评价之高,估计要超过鲍尔斯本人的认识。又想起叶航早些时候在《财经》上发表的书评,其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提前面世的、未来5-10年后的主流经济学经典教材。”这个评价没有李华芳突出,但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后面附贴了叶航和李华芳的书评。

叶航、董志强和李华芳等人都注意到,鲍尔斯的雄心实际上是试图综合经济学近年来在制度分析、行为分析和演化分析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并把它们提炼成一个统一的模型框架,以此来分析新古典已有的主题和没有涉及到的主题。这样,建立在一个行为、制度和演化综合基础上的新逻辑体系就可能替代原先一直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范式,并把后者变为一个特例。由于我在译者序中仅仅从对制度的贡献的视角来做出的评价,显然低估了鲍尔斯的努力。

叶航等人还没有提及的鲍尔斯的另一个企图是,试图在这个新的综合体系中既包容新古典范式,又包容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他对群体行为和组织的处理就是如此。通过一个行为、制度和演化范式来系统解释马克思的原有命题,这是很多人难以想像的。但鲍尔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果考虑到这个企图,鲍尔斯的野心就更大了。

是否存在一个一统江湖的新范式?我没有敢在译者序中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也不能肯定这个新范式在协调新古典范式和马克思理论范式之间的有效性。实际上,在鲍尔斯的书中,还是解决长期制度变迁和经济变迁为主,其中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如何呈现?比如消费决策和储蓄决策、投资行为、厂商的生产行为、家庭的要素供给行为等等,这些新古典范式的基本问题如何融合在一个长期变迁当中?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马克思理论范式方面,如何解释劳动价值论?鲍尔斯显然关注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群体分析视角,但对于价值基础没有给予回答。如果要统一两种范式,价值观的统一就非常重要,或者说必须给出一个占优的价值观。

鲍尔斯给出了一个令人无比激动的前景,也留给人们耗尽脑汁的问题。

回到韦森的经济学科学化问题。经济学能否完全科学化?我在回复韦森的信中说,这要取决于何种科学观。不同的科学观下有不同的科学定义,不能仅仅依据波普尔的理论来支持或者反驳。丁丁在很多贴子中都反复解释了科学哲学的一些基本思想。

韦森的担忧和鲍尔斯的努力正好形成对照。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能够通过模型来表达?能否通过数据来证伪?或者能否经过重复实验或者检验?等等。鲍尔斯在书中用了很多模拟,但这些模拟能否能得到现实的历史的检验,还是一个疑问。但这又回到历史学的基本问题:历史提供的是客观的史实,还是仅仅是历史学家主观镜像?

我也没有想好答案。但有一点,自从演化范式出现以后,经济学似乎能够找到一种可能的新古典替代。一来演化范式对个体的理性要求较少,不需要新古典的完备理性假定,这样也就避免了行为经济学的责难;另一方面,演化方式通过马氏链等建模,能够有效处理动态和互动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新古典和行为经济学的难题。并且演化范式本身就被Alchina很早就用来为新古典厂商利润最大化假定辩护,说明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但现在很多学者也表示了对演化方式的担心。

总之,还是那句话,我也没想好。也不是我想的好的。唉

 

 

这是应约为《财经》写的书评,将发表在今天(22日)最新出版的《财经》杂志书评栏目—— 

重构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 

—— 评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 

   

 

    2005年初,为筹备在浙江大学召开的“演化社会理论国际研讨会”,我与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教授有过一段书信往来。当读到他寄来的新著时,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本自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问世以来,最具挑战性的经济学著作。我当下就表示了把它译成中文的意向,但鲍尔斯告诉我,其版权已被国内某家出版社购买。自那以后,一直期待能早日看到该书中译本。两年后的今天,终得如愿。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月出版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

    作为该书主要翻译者,周业安教授在译者序中说,这部著作是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根据鲍尔斯近10年来研究工作的性质,我更愿意把这部著作看作一种为新古典经济学引进制度分析而重构其微观基础的现代努力。

    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宏大叙事的古典传统,把分析基点转向个人经济行为。整个20世纪前半叶,经过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等人的提炼,这种新的叙事方式几乎成了一种个人理性的新古典神话。曾经被斯密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大师高度关注的“制度”问题,则完全脱离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

    20世纪6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视作主流经济学家重新关注制度问题的开始。不过,从实质上看,这些“关注”只是一种新古典式的“隐喻”。这种“隐喻”假定存在着一个“制度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制度的需求方”和“制度的供给方”,双方在理性基础上进行交易,有如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商品市场上进行交易一样,最后达成某种“制度均衡”。

    但制度分析的关键也许恰恰在于,如果存在一个“制度市场”,那么其原因是什么?如果存在制度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那么这种划分是通过何种方式完成的?如果“制度交易”达成了“制度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取决于某个特定的交易还是一系列特定的交易?一个旧的“制度均衡”为什么会被新的“制度均衡”所替代?这一替代的动因和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凡此种种,正是制度分析最需要解释的东西,但现在却成了解释的先验设定。

    如果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新古典理性范式在制度分析上存在的“先天不足”:如果个人理性是完美的,我们就无需通过制度来协调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偏好是完全利己的,我们就无法通过制度来避免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效率缺损;如果偏好是完全私己的,我们就不可能通过非独裁制度获取自恰的社会偏好;如果通过制度协调个体利益是必须的,那么是否意味着个人偏好必须受到某种制约?如果制约是必须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这种制约不会越个人权利、扼杀个人自由?

    我们看到,鲍尔斯近10年来的研究工作正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这些研究包括:情境依存的理性范式、人类利他行为的演化、基于个人心智的社会偏好、包含社会偏好的个人效用函数、社会规范的内部化、道德感与正义感在人类合作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偏好的内生与变化、制度与偏好的共生演化、偏好的文化演化、历史偶发制度的持续性和可获得性、产权的演化、不平等的起源,等等。而这本著作正是基于这些论文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而成的。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感到,鲍尔斯力图在人类行为演化的基础上为制度分析构建一个不同以往的微观基础。这种努力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凝练和系统化,但它对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理性范式的挑战和革命是不言而喻的。

    鲍尔斯的研究告诉我们,有如“道德感”、“正义感”等等带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人类行为,不过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作为人类合作秩序的社会规范,在经过自然与环境双重选择和人类长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在我们心智中的某种品质。在个人的偏好结构中,既包含着“自涉”的“个人偏好”,也包含着“他涉”的“社会偏好”。这是在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前提下,解决制度的“整体性”和“社会性”问题的惟一途径。

    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我们以为,争辨的要点不在于是否应该以个人作为社会分析的基点。在人类对所谓“集体主义”的认识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蒙受了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以后,没有人会怀疑个人对社会所具有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追问:是否存在着一种“原子式”的个人?“个人意志”是否能够脱离社会环境成为一种完全孤立的“自由意志”?

    哈耶克曾经深刻批判过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伪个人主义”倾向,他指出,在各种误解“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点中,“伪个人主义”乃是最愚蠢的。因为这种观点竟然把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理解成本体论意义上先于社会存在的、孤立的个体。而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事实上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哈耶克所理解的个人,一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在性质上乃是一种“社会的动物”。正是基于这个立场,鲍尔斯重新诠释了新古典经济学赖以存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原子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而是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在个人行为与心智中已经有机融合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偏好”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鲍尔斯的研究旨趣,也许得益于他早年的学术追求。他与他的一位主要合作者赫伯特·金迪斯教授年青时都是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鲍尔斯1960年在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65年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期间发表过批评萨缪尔森的论文,而当时正是主流经济学和萨缪尔森如日当天之际。1974年,鲍尔斯转至马萨储塞州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逐渐以“主流批判者”的身份为美国经济学界所认识。1998年,他在JEL(《经济学文献杂志》)上发表的长篇综述“内生偏好”,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鲍尔斯从马萨储塞州大学荣休以后,一直担任著名的、具有跨学科研究背景的美国桑塔费研究院(Santa Fe Institute)研究员、演化科学研究计划主任。

    从鲍尔斯的研究生涯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位来自主流经济学内部、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主流经济学批判者。而《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则是他积几十年学术追求和学术批判的一本标志性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提前面世的、未来5-10年后的主流经济学经典教材。

 

 

转自:http://www.cenet.org.cn/cn/ReadNews.asp?NewsID=26684

 感谢罗子俊提供的电子版http://luozijun.blog.sohu.com/37226699.html

经济学的新综合

李华芳

    经济学每隔数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就会有一个综合的过程,而往往会出现一本标志性的作品预示着新综合的过程开始了。萨缪·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就是这个标志。译者将这部作品置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审视,认为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这可能低估了鲍尔斯的雄心。在萨缪尔森之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就变成了一种特例。也就是说,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整合了阿罗——德布鲁范式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将一般均衡作为基础,而不再是马歇尔的“剪刀模式”(马歇尔将供给与需求的分析画成简单的交叉线,形成剪刀的模样)了。而在鲍尔斯之后,新古典经济学也只是整个经济学中的一个特例,这意味着,将演化的视角引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只是演化视角下的一个特例。

    汪丁丁认为这本书是“以教科书形式组织起来的集大成式著作,总结了20多年来博弈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对个体行为和制度演化的最新理解及应用”。这精确又全面概括了鲍尔斯的工作。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理性人”假设出发来阐释整个微观经济学的,即便是杨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依然没有系统全面修正“理性人”假设。而鲍尔斯的做法不同于新古典传统,有点离经叛道,但从经济学发展的前景来说,鲍尔斯的做法无疑更有意义。

    鲍尔斯首先在导言中就重新回溯了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的这一路的学术传统,这与早年间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很深的关联。商务印书馆2003年曾经出版过他与金迪斯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两人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总结。而早在1990年,鲍尔斯与金迪斯合著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也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引进中国。但这两本书都没有激起反响。随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组织引进了两人在圣塔菲研究所的系列研究,分《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与《人类的亲社会性之谜及其他研究》两卷由世纪出版集团引进,这两本书是鲍尔斯与金迪斯以博弈论为方法、基于演化视角重新刻画经济学的论文集。但这一系列的作品并非全无联系,其中主要的思想关联是维系于“李嘉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鲁宾斯坦就一针见血指出鲍尔斯这本《微观经济学》“从第一页始,直到最后一页,都试图理解经济制度,这有助于激励我们改进这个世界。这本著作也许是一个转折点,它把经济学拉回到其原本存在的政治经济学根系。”

    以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来理解鲍尔斯的“微观经济理论”,才更容易理解鲍尔斯何以对制度如此重视。迥异于其他的微观经济学一开始从“偏好、效用、理性”等概念出发,鲍尔斯开门见山说的是社会交往与制度设计,并将自发秩序的演化列于其后,在第三章才开始阐释偏好与人的行为。相较于传统的理性人假设,鲍尔斯提出了“情景依存的理性”,认为人会受到他人与周遭情景的影响,使得经济人返回到真实世界,更贴近现实。基于上述假设,鲍尔斯不仅将新古典的理性看作是情景依存理性的一种例外情况,而且也将价格机制看作是交换中契约与权力的一种。也就是说,鲍尔斯认为价格机制只是所有社会交换活动中的一个例证,而不是全部的社会活动都按照价格机制在运行。这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一个谨慎的回应。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鲍尔斯将经济学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

    鲍尔斯将自己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概括为对“行为,制度与演化”的研究,具有其内在的一致性。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更关注的是“理性、市场与均衡”。真实世界的情况比新古典的世界要复杂很多,这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对当下经济学研究不满的主要缘由,科斯认为当下的经济学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已经不是斯密传统下的政治经济学了。而鲍尔斯适时的努力,用更贴近现实也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对科斯的质疑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有意思的是,在阐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理论时,鲍尔斯对科斯定理有所谓“两次半喝彩”。鲍尔斯认为科斯关于契约谈判成本的解释是一个理论基准,值得喝一次彩;同时可以推论出法律在配置初始产权方面的重要性,值得再喝一次彩;最后半次献给科斯定理强调区分效率观点与分配公正观点,这对于现实政策有难以估量的作用。科斯应该为自己的理论终于有了知音而欣慰。

    从行为到制度,鲍尔斯借助博弈论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隐喻、马克思关于制度发生在参与人背后的说法、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有其内在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演化的视角将它们统一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鲍尔斯称之为“演化的社会科学”。而从制度到演化,基于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的演化,另外一方面是制度的演化。在鲍尔斯看来,个体演化集中体现在偏好的演化上,这也体现了鲍尔斯的理论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偏好稳定不变的假设;而制度的演化尽管是一个谜,但却也体现在偏好的变化上。由此,鲍尔斯提出了解释社会变迁的动因,即基于制度与偏好的共生演化。这一思想也超越了“达尔文——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理论,拓展了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的适用范围。

    可以不夸张地说,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与演化》是继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之后,最有洞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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