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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的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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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周业安,安徽绩溪人,先后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专业,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公司金融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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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译者序(一)  

2007-02-21 16:05:03|  分类: 思想碰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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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网友无知者提供这个电子版,我原先的文档不小心弄丢了,朋友们索要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开口。该电子版来自下列网址,本人没有校对:

http://www.texttribe.com/blog/user1/11/archives/2007/200711622835.html

  今年对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NIE)研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并不是因为国内该领域的经济学家做出了何等的理论贡献,而是国内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在经过多年的陈旧文献的煎熬之后,终于能够走出科斯等人的影子,看到NIE已经存在的另一片蓝天。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就是能够独撑这一片天空的巨著。在这部著作即将出版之前,汪丁丁教授等(2005,2006)也相继编译出版了鲍尔斯等人的系列论文集,并在每一本论文集的开头,他们分别撰写了导读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是用于学习鲍尔斯等人的经典论文的,也可以用来学习本书。应该说,这本著作正是基于这些论文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而成的。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爱好者来说,一下子拥有鲍尔斯的这三本著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如果读者能够对照三本书认真研读,那么就能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近年来的最新发展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了。科斯固然伟大,但如果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始终停留在二十年前的理论上,又如何令人信服地顶着“经济学家”的光环呢?看看国内已经出版的那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我实在汗颜,所谓无知者无畏,大致如此。所幸弗鲁博顿和芮切特的著作也已经出了中译本,再加上早期的埃格特森的著作和即将出版的这部鲍尔斯的著作,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各阶段教材都已经齐全。NIE爱好者也就有了真正值得信赖的精神食粮。

 汪丁丁教授等人的导言已经系统介绍了鲍尔斯等人的理论背景和相关思想,我在这篇译者前言中,如果继续此类话题,就显得有点画蛇添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们的文章。我在这里将要给读者展示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国内外研究变化的视角。给出这个视角,有利于读者了解本书作为一般制度研究著作和其它NIE思想的关联性,以及本书对制度研究的未来所可能起到的巨大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内的经济学发展有着特定的意义。在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国内经济学界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解释这一过程的性质、绩效以及各种影响因素。尽管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刚刚启蒙,但学者们很快认识到,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而NIE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好能够满足这类分析的需要,于是在80年代中期,许多国内学者开始介绍科斯、诺思和布坎南等人的成果,同时邀请威廉姆森等人做了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系列讲座,这就促使NIE的理论迅速和国内学者自身的感性认识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理论源泉(周业安,2000)。尽管在此期间学者们不仅深入探讨了改革过程的许多基本问题,而且也开始尝试解释企业、市场、国家及其它经济组织的一般性理论问题,部分研究已经试图运用正式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但所有这些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斯、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威廉姆森等人的理论的运用上,产权学派和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的痕迹非常明显。

 国内NIE研究的这种态势一方面和处于主导地位的学者所接收的理论信息的局限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们试图把国内经济学研究主流化有关。并且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这种主流化的趋势更为明显。主流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把NIE等价为理性选择模型,不仅忽略了威廉姆森等人内在的理性约束和契约不完全性的核心思想,只是强调一个类似最优完备合同的最优制度选择,而且模型的广泛运用使得NIE原先的范式被逐步边缘化。显然,国内许多学者把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是存在明显的缺限的,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经验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周业安,2001)。主流化的追求导致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甚至不愿意接触这些革新主流模型的理论。这就直接导致制度研究中的一些新的理论或者已经存在的一些不同的声音得不到重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即使肖特、青木昌彦等人的制度演化理论著作和哈特等人发展的不完全合同模型方面的著作早就出版中译本,但被国内学者引用或者运用的机会却不多。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按照其理论内核的特征,大致把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NIE的新古典模型阶段,或者说是完备契约模型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隐含的假定存在一个制度交易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制度的需求方和制度的供给方,双方就像在一个充分竞争的消费品市场上交易一样,最后达成制度均衡。代表性的模型就是科斯的企业边界决定;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产权决定;诺思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张五常的市场或者合约替代等观点。类似的观点是布坎南和唐斯等人发展的政治交易市场。在这类理论中,参与人是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市场是竞争的,均衡存在且稳定和唯一。参与人在制度市场上交易,达成的均衡就是一个最优制度安排。这一阶段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以前。埃格特森1990年出版的《经济行为和制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好总结。

 第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是不完全契约模型,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代表人物就是威廉姆森和哈特。威廉姆森继承了科斯关于合同可能不完全的思想(尽管科斯本人没有深入发挥这一点),并引入奈特的不确定性和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把这些理论融合到一个统一的交易成本和治理机制的概念当中,提出了相对完整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框架(因为他并没有提炼出一个精致的基本模型)。在这个框架中,威廉姆森第一次系统强调了理性限制、交易成本和事后制度选择(即治理机制的选择)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其对事后机会主义和敲竹杠的过度关注,以及对有限理性的不彻底的使用,使得这种理论仅仅成为一个经验上成功的故事。哈特则从另一个角度弥补了威廉姆森的不足(很明显,哈特是受TCE的启发而发展出新产权学派的)。在哈特看来,即使不考虑参与人有限理性假定,只要存在交易当中的第三方不可证实性,那么合同仍然是不完全的,在哈特等人的理论模型当中,第三方不可证实、交易成本和事前产权设计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其逻辑主线。但可惜的是,哈特等人的这个逻辑很难经验实证。正是因为TCE和GHM新产权模型都成为单腿巨人,所以导致了NIE逐步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弗鲁博顿和芮切特(2000)出版的教材可以说是这方面最好的一个总结。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诺思和威廉姆森等人开始把注意力从NIE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有限理性的作用问题。按照哈特等人发展的理论,理性约束本身可以不够成合同不完全性的基础,哈特本人也承认,其模型隐含假定了参与人充分理性。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给定参与人理性不受约束,那么何来契约不完备?这就是后来围绕这个问题争论的根本所在。但是,换到威廉姆森的角度,理性约束又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一点在TCE中没有明确解答。诺思虽然认识到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同样没有给出有限理性作用机制的解答。NIE的研究传统实际上离不开有限理性和制度的不完备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一逻辑关系得不到解决,那么制度研究就很难脱离比较静态分析范式,对于制度动态演化这种更为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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